量的思维诠释政治科学的现实关切——对话“王惠岩政治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季程远
本期嘉宾
编者按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得中国在既有政治框架内，实现了两大奇迹：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这正是很多既有理论的没有预料到的，也无法解释的。按照既有的理论，不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有迅速的蔓延，引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积聚无法化解，人们诉诸于社会系统性的不公平，最终酿成社会不稳定。但是中国的现实显然与这些理论产生了冲突，那么该如何解释呢？季程远老师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大众心理基础:基于获得感的解释》从大众心理层面出发的，搭建了经济增长和再分配改革-纵向获得感-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逻辑链条，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联系了起来。本期专访，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季程远老师，以其获奖论文为例，与我们分享如何在理论和数据的储备下，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如何高效开展研究方法学习，进行数据清理？让我们一起进入政治学量的思维世界，探索政治科学的现实关切！
01
问：季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首先恭喜您获得“王惠岩政治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您的博士论文以“纵向获得感”为视角解释中国的社会稳定，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心理视角，您是如何确定这一研究问题和解释视角的？可以和我们简要分享一下您的选题确定过程吗？
■ 季程远
感谢政治学人的关注。中国长期社会稳定的奇迹，是相对于西方诸多中国崩溃论而言的。也就是说，很多既有理论的没有预料到的，也无法解释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的政治秩序。
我的论文是从现代化带来的一个病症不平等开始讨论的。不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有迅速地蔓延，官方收入基尼系数在2010年代达到0.45以上。按照既有的理论，不平等将造成社会不稳定，从社会和大众的视角看，不平等引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积聚无法化解，人们诉诸于社会系统性的不公平，最终酿成社会不稳定，即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从国家和精英的视角看，不平等会引发大众与精英和精英与精英之间对再分配权力的争夺，造成不稳定。但是中国的现实显然与这些理论产生了冲突，找到这种冲突是我的研究非常好的起点。那么如何解释呢？
人们为什么容忍不平等，我的论文是从大众心理层面出发的，在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平-社会不稳定的逻辑链条中，对相对剥夺感的理解是不完整的。相对剥夺感存在一个时间比较维度，简单来说，虽然个体的收入不如富裕者多，但是因为个体关注到他相比过去收入有了增长，那么对他而言，这个体制就是公平的、有希望的，这就是社会稳定的大众心理基础。在这里，我使用了“纵向获得感”的概念，对相对剥夺感纵向维度进行理论化处理。同时，论证纵向获得感来源于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改革，由此搭建经济增长和再分配改革-纵向获得感-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逻辑链条，这就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联系了起来，这对解释中国这样的快速现代化国家，如何维持政治秩序是有帮助的，静态的不平等和社会比较的相对剥夺感夸大了不平等的后果。
论文选题的确定过程回想起来是一波三折的。最初博士论文开题选定的是地方政府创新持续性问题，设想理论上利用新制度主义分析制度创新，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进行实证分析，但很遗憾在数据这一块我没有做好准备，后续也很难实现，最终不得不放弃。申请哈佛交换写的研究设计是关于反腐败的，也曾经向导师汇报过把博士论文选题改为反腐败，这个议题当时是非常火热的，但是腐败议题本身的局限性和敏感性使得我最终放弃。
最终确定这个选题是比较偶然的，我在《学术旅途的偶然性与可能性》（原载于“博士论文”公众号）一文中做过相似的分享。选题灵感来自一部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它在我即将回国的暑假开播，最后一集的标题是《人民的获得感》，这是我首次接触到“获得感”这一词汇，距离它在官方文本出现已经过去2年，但是我看到“获得感”时，就将它作为相对剥夺感的反向测量进行理解，由此打开了思路，并迅速建构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利用现有的数据简单检验了主要变量的关系，然后在导师王浦劬老师到波士顿访问期间，向他进行了汇报，得到了首肯。这可能是王老师愿意对论文的相关章节逐字逐句修改的原因，同时从利益政治对获得感进行的解读和指导，也是论文理论深化的重要方面。
选题的确定离不开前期问题意识的积淀和研究数据的准备。问题意识来自于学界对基尼系数测算的讨论，和旁听的一个学术会议。基尼系数是测量不平等的一个关键指标，中国官方公布的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2，此后停止发布，第三方也鲜有令人信服的数字。惊雷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各方面高起点的配置使得其结果具有重要价值。2012年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根据第一轮调查的测算举行发布会，指出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已经高达0.61。这可能超出了最乐观专家的预期，在国际上，基尼系数超过0.6的国家大多处于动乱之中。为此，各方专家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至于国家统计局在1个月后发布了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官方版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不是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观判断，所以专家学者的争论才如此重要。这种大规模的抠具体细节的争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意识到不平等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旁听的学术会议是北大国发院召开的“中国的不平等：来自前沿微观数据的证据”的专题会议，时间是2015年5月下旬，请来了谢宇、李实、甘犁等大人物，印象最深的是谢宇老师的发言。谢宇老师展示了基于CFPS、CHIP、CGSS、CLDS等调查数据测算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图（来源于2014年PNAS上的论文），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一路上扬。但引人思考的不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而是他讨论了“为什么这么高的基尼系数，中国依然稳定”。这打开了我的视野，不平等很重要，不平等的程度很高，但中国依然可以不那么当一回事，是有一些解释原因的，而且是一些可操作、可验证的解释原因。
研究数据的准备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助研经历，严洁老师安排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2014年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当时数据录入工作已经完成，我的工作是数据库的建立和清理，以及执行报告、codebook等的制作。后知后觉的我并不知道这项调查实际上大有来头，2004年和2009年已经有过两波调查，2014年为第三波调查，这一调查的前两波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Martin Whyte教授，他的著作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即基于调查完成，也从微观视角讨论了中国的大众为何容忍不平等这一问题。2009年的研究助理是孟天广老师，他的博士论文是我的重点模仿对象，分配政治也大概与这一项目有密切关系。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一遍又一遍地清理数据库中几百个变量的过程，让我迅速对问卷熟悉了起来，也很自然地去揣摩设计者一组问题的测量概念究竟是什么。这份问卷涉及了大量与不平等和公平正义相关的测量，成为我博士论文中使用的关键数据。
也许最终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中有偶然性，但离不开前期的个人经历，这种理论和数据的储备，最终让我确定了博士论文选题。
02
问：由于不同章节的研究需要，您的论文使用了多个数据库，为什么执着于二手数据，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清理二手数据是一个枯燥且繁琐的过程，但又是做量化研究不得不进行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 季程远
当博士论文分析的思路和框架确定，研究数据需要与每一章涉及的小的研究问题匹配，不同的研究问题涉及不同的数据要求，例如变量、数据的期数等，但因为这些都是二手数据，数据在前，分析的问题是后来者，所以研究者只得反复寻找，这也是论文需要多个数据库的原因。
为什么执着于二手数据，而不是自行设计并发放问卷收集数据？二手问卷调查数据相比于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存在着一个最重要优势——数据的代表性，我的博士论文都使用了著名机构调查数据，如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北京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台湾大学的全球晴雨表调查，海德堡大学的国际社会公正调查等，这些数据都是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可以对总体进行推断。而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在这一点上非常困难，如果不是实验研究，则既没有内在效度、又没有外在效度，存在的很多问题。
有了数据库以后，对数据的清理的确是一件漫长的工作，一些专家表示，花费在数据清理上的时间可能要达到总花费时间的90%。问卷调查数据已经是最简单的工作，如果是处理文本等非结构数据，或加上需要临时编码数据花费的时间，则比例可能更高。对于研究者来说，一方面，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过程，任何细小的错误，都会累积到模型分析的错误和结论的错误中，另一方面，必须提高相应的数据预处理技能，熟练掌握一门统计软件的相关技巧可以加快这一过程。
03
问：差分模型、匹配、固定效应模型、文本主题模型等方法都被您应用到了论文中，可以看出您对科学研究方法掌握的非常扎实，您可以为大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方面提供一些建议吗？
■ 季程远
如果说博士论文需要的创新是理论的、数据的、亦或方法的，那么对于博士生来说，做好理论的、数据的、方法的创新准备就是必要的。研究方法学习相关的个人经历在《学术旅途的偶然性与可能性》也回顾和分享过。我现在也在上海交通大学主讲本科生《数据科学导论》和研究生《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有了更多的体会，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是一种决心，王国维《人间词话》“三境说”第一重境界我觉得是最难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习什么，学习的边界和路径都需要独上高楼。“独”需要自行决断，“高”也许是登高望远，需要对道路的尽头，比如这个学科的需要做出个人判断，登高也有利于明确学习的路径，做到心中有数，学完了眼前的，接下来可能需要学习什么。我的本科期间，没有研究方法课程，但我接触到以后，就开始了自己学习研究方法的漫漫旅途。
其次是一种资源的利用，当有了学习的自主性，那就是第二重境界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源，去学习它。我的经历中，本硕期间利用暑假参加了3个暑期研究方法培训班，在浙大西溪校区读了几十本C8区的研究方法教材，在北大除了学院的课程，也去旁听光华、社会学系的课程，在哈佛访学期间也旁听政府系和MIT政治系的研究方法课程。网络资源是这个时代很大的恩赐，比如很多网站的视频教程，很多优质公众号的分享，利用dataverse网站进行复制研究的学习等等。当你有了学习的自主性，加上学习的目标性，你就会想办法利用所有的资源进行这种学习。
最后，研究方法的学习是终身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明白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孟子说的，“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面对研究方法的学习，错误是非常正常的，不断的投入大量时间去尝试，才能学习到。第二点是李连江老师在《戏说统计》讲的，“知识可以教，但是靠学生自己刻苦研究才能学到；能力不能教，只能靠学生自己锻炼提高”，研究方法的理论知识是可以讲授的，在课堂上学到多少可能是很有限的，需要个人的时间投入，而统计软件操作的能力则只能依靠自己不断的学习锻炼才能掌握。
04
问：当前您在上海交通大学比较政治学系任教，在成为青年教师之后，您是否在研究方向或者兴趣点上发生了一些转换？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在开展的一些研究吗？
■ 季程远
我的研究兴趣的确有变化，博士论文主要是政治心理或者说政治文化的研究，一部分原因是博士在读期间掌握的数据资料更多是问卷调查数据，这些资料是现成的，对他们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对传统的量化研究路径。转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再满足于一种纯行为主义的分析方式，更加关心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另一个是有了更多资源可以投入到一些感兴趣数据的编码工作中。现在除了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期待自己能做一点政治经济的研究。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我和我的合作者收集了目前可以收集到的几乎所有跨国调查数据，应用新的方法构建了一些政治文化的跨国面板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既往很多区域性或短时段跨国数据分析难以得到的新发现，例如获得感的跨国数据、政治机构信任的跨国数据。议题上对一些传统文献中的观点进行了检验，得到了一些改进的结论，例如政治信任下降究竟有利还是有弊，治理究竟依赖于能力、领导人还是一种合作文化等。
关于政治经济的研究，2022年第1期《Political Communication》刚刚上线了我和合作者的论文《State as sales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 China》，也可以算政治经济范畴，我们发现新闻联播为了实现中国的经济贸易目标而主动塑造外国的良好形象，而海外既有研究中，国有媒体的角色更偏负面。我和合作者还收集了诸如开国将军籍贯、阵亡烈士、高铁建设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我们发现将军县将获得高铁建设的优势等。
当然隐患也有，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太多，而研究的速度又比较缓慢，在没有成果的时候，显得研究还很分散，希望自己未来能凝练出一个标签，但现在还有很多可能性也是一件好事。
05
问：最后，在新学期伊始，您可以为政治学人平台和政治学人的青年读者送上一些寄语吗？再次感谢您的回答！
■ 季程远
我自己也还是一个青年学者，从政治学人等很多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公众号专访中收获了诸多真实而丰富的学术体悟。非常荣幸自己的博士论文分享也许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方面，好的实证博士论文可能需要个人在理论、资料、方法上都做好准备才得以成行，需要某种幸运，也需要某种坚持。明确好论文的标准，并困于心、衡于虑、孜孜以求，总会开花结果。冬奥顶流谷爱凌被认为是天才少女，但她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赋，即便有也肯定非常非常小…99%都是努力…自己永远是第一个抵达训练场、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场的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真实了。所有人都在说着同样的、成功的、公开的秘密，希望新学期我可以像写博士论文的52个日子一样努力。
#“王惠岩政治学优秀博士论文”系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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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编：史清渠 吉先生
本期编辑：王馨瑶 史清渠
校 对：高梦冉
审 核：欧阳星 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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